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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6 07:17:58【3409754】
国亚太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中心主任等职务。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越来越成为多数国家在制定发展政策时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判断,认为今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这些复杂的形势,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会从哪些方面对我国产生影响?我们该如何应对?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张蕴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问题依然很多记者:现在,无论是官方的论断,还是社会上专家学者的看法,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认同,就是“复杂,不稳定”,您认为这种复杂性、不稳定性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张蕴岭: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大的波动,也可以说是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个危机的后续波动还在继续,比预想的要长。原来认为,在采取大规模救助措施和集体合作治理(20国集团)措施之后,经济恢复会比较快一些,但现在看,情况要比原来复杂的多,因为涉及到经济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国际金融市场的调整没有原来预想地那么快,次贷危机引发的是整个虚拟金融市场的深层矛盾爆发。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采取了紧急救助措施,通过对问题金融机构、银行、大公司的救助,避免了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崩溃,市场基本上稳定住了。接着,对信贷机构、银行的资金流动制定了新的管理措施,有各国自己定的,也有国际机构定的,目标就是要对大金融机构、大银行的业务行为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新的《巴塞尔协定》规则,以及相关国家内部制订新的管理规定,都对资金的流动,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以及业务领域进行更为具体和深入的监管。当然,现在的国际金融市场一是电子化,二是虚拟化,三是跨国化,管理起来很难。金融有风险,也需要灵活性和创新机制,管太严了,要么金融机构抵触,要么对金融市场造成过度的干预;管松了,金融机构就会旧病复发,那意味孕育新的危机。目前,国际金融市场还处在不稳定,不确定的形势。国际金融危机传导到欧洲,出现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欧债危机主要发生在少数几个新加入欧盟的国家,像希腊、西班牙,这些国家加入了欧盟以后,借势发行大量国债。金融危机一来,这些国家借不到钱了,还不上到期债务,结果发生危机。买这些欧债的都是大金融机构、大银行,所以又引出来第二波的问题。债务危机反映出的是欧元的体制问题,因此,危及到欧元的信誉,于是欧元出现大幅度贬值,而欧元危机又影响到欧盟的整个经济,使经济陷入负增长和停滞。记者:欧元出现危机拖住了整个欧洲的经济,欧洲经济不振,美国又陷入了危机。这一串的危机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连环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形势什么时候会好起来?张蕴岭:美国、欧洲、日本,整个发达经济体都陷入危机,这是很少见的,鉴于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很大,这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包括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世界经济恢复中的不确定因素不少,欧元危机走出阴影的前景也不明朗。在我看来,危机的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但是遗留的问题很多,也有不少不确定性。比如,欧盟已经建立稳定基金,对希腊实施了两轮援助,但是债务的背后是大结构问题,需要做大的调整与改革,债务还是个无底洞,还需要继续填补。希腊撤换了领导人,采取了很多措施,要勒紧裤腰带,减福利,但老百姓不干。错是政府犯下的,要老百姓承担,不愿意,一不愿意就罢工,一罢工就不工作,不工作就没有产出,经济会更坏,恶性循环。欧债危机牵扯整个欧元体制稳定问题,因此,必须改革欧盟的体制,搞统一财政。如何改,能否改,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人担心,欧盟如果不能迈出改革的大步伐,经济还可能探底。今年世界经济的形势能否真正好转,这还难下定论,还要进一步观察。这样的形势当然对我国有影响,其中主要是外部需求大幅度下降,导致对我国的贸易产生很大的影响,直接影响到我们经济的发展。整个世界经济出现深度失衡,财富积累过度集中是最重要问题记者:眼下的世界经济形势,用一句俗话形容比较贴切,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经济危机在世界上造成影响的关联性如此紧密,破坏面如此广泛,除了日益深入的国际化外,也许我们有必要从更深层面来进行总结和思考。张蕴岭:我认为,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深度失衡。原来讲失衡主要讲贸易不平衡,但现在,需要更全面更深刻地来分析失衡的问题。在我看来,失衡主要体现三个方面:一是新兴经济体增长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外部需求,一旦外部需求少了之后,他们的经济就会放慢;二是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危机暴露出很多问题,还有长期的问题,如气候变化,是传统工业化模式的问题,发达国家导致的问题积累,加上后来者的赶超战略,问题加剧;三是经济社会发展失衡,财富积累过度集中,社会问题突出,社会运动突起。应该说,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不能再这么走下去,发展必须转型,大家必须共同努力。记者:这也就意味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要进行大的调整?张蕴岭:对,特别是后发国家不能再沿老路走,必须另辟途径,走新路,转变发展方式。比如说过去,传统工业化是以大规模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为基础的,随着更多的人加入到发展的行列,都走这样的路行不通。大家认识到,如果中国人都像美国人一样消费,世界资源满足不了。比如,要是像美国那样拥有汽车,肯定不行。我们现在为成为世界第一汽车消费市场而骄傲,但是也非常痛苦,除了城市交通拥挤,还有对外依赖加大,很快我国的石油依赖率就超过美国了,一半能源需要进口,如果这样持续下去,依赖率可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供应哪里来呢?安全保障如何实现呢?现在,我们提出要转变发展方式,新的发展方式不仅是指生产,也包括生活方式、消费理念等各个方面。新的发展方式也必然包括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均衡。过去我们强调先发展后消费,发展是硬道理。但如果经济增长很快,消费更不上,收入差距拉大,就变得不可持续。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不容忽视,需要提到转变发展方式的高度来认识,来解决。如今我们的国家发展了,人们的要求也高了,对社会公平的要求高了,对空气质量要求高了,对水质量要求高了,对孩子受教育也要求高了,对自己的权益也要求高了。当基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们对社会公平的关注增加,这是新的情况,新的挑战。当然,这些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带有世界性,比如,美国就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要求实现社会公平,欧洲的群众示威也很多,有的针对教育,有的针对就业,也有的针对政府执政能力。记者:尽管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但在每个国家存在的程度以及解决起来的难度会有不同。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很棘手吗?张蕴岭:应该说,发达国家过去在建立一个有保障的社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建立了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但现在经济下降了,就业问题出现了,像在西班牙,30%多的青年失业,在英国,20%多的青年失业,他们是上街示威的主力军。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是公众起来,反对社会不公,财富过度掌握在少数富豪手里,要求进行社会改革。这些与经济危机有关,但也与制度有关。记者:面对2008年以来的这一系列危机,西方经济学界进行过很多反思,包括法国总统萨科奇还组织过相关世界论坛来讨论西方经济的发展方向,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题是“重塑发展模式”。据您的了解,现在西方经济学界反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张蕴岭:一个反思是社会不公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需要进行改革,现行的制度使少数人暴富,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社会差距越拉越大,这样的状况是不可行的了。另一个反思是国家对资本的管理。资本的本性是追逐最大的利润,不加以管理,放任自流,就会贪婪和疯狂过度,导致危机,所以奥巴马说要征责任税。“重塑发展模式”,在我看来,各国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但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相互依赖,必须同舟共济,必须实行开放与合作,不能搞损害别国利益的自我调整,不能搞贸易保护主义,不能不承担责任。对于我国来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发展的潜力,还是发展的机遇期,都还是存在的,只要下大力气调整、改革,仍然可以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的成效记者:您在前面所提到的三个主要的大调整,都给我国提出了新的课题。国际经济环境过去那些方法可能行得通,现在不行了,需要调整。今天,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我们内部面临的困境,也需要调整。所以“十二五”规划提出来,要转变发展方式,并提出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包括拉动内需、转变结构等等。可是这个转变并不容易,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张蕴岭: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复杂,反思要更深入,头脑要更清醒。发达国家毕竟已经到了后发达阶段,而我们目前还在发展中,要往发达的方向去奔。现在,人们议论,我们能不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那个坎?我们已经人均接近5000美元了,过去说赶超,还要往前赶,现在你光赶超还不行,你还得创造一个新模式。我们既要为十几亿人创造工作机会,改善生活质量,还要走新的路子,有新的和好的进展。这后一个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困难。为什么呢?赶超是最容易的,拿来主义嘛,别人走过了,我开放市场,让你进来,我跟着学。就像做产品,我把人家的东西拆开,看你怎么做的,我学着做,今天做的不太好,等过一段我就学的差不多了,这就一步一步跟着人家后面往前走。但现在不行了,这条路走下去了,要求创新的模式。这是最具挑战性的,但是,别无他路可走,也许我们能够闯出一条新的路子。记者:现在社会上有些观点表达了一种乐观,认为发达经济体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而我们这边似乎“风景独好”,您怎样看待这种乐观态度?张蕴岭:我觉得乐观的理由有这么几方面,一是中国积累了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我们基本上摸出来一套如何处理应对现代化过程中一些问题的路数;二是我们培养了一批人,我们有一批懂现代化的人。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这是我们的优势;三是我们的局势比较稳定,后发展的潜力比较大。四是有民众的支持。民众都希望明天比今天好,对未来有一个好的期盼。这是促进社会发展很重要的推动力。但是,我也有不乐观的理由。一是过去30年,赶超经验是成功的,但是,今后30年,再走这个路行不通了。未来的30必须探索新路,否则问题更多。二是现在我们的经济跟外部联系非常紧密,我们对外贸易必须考虑国际纠纷,必须考虑国际规则,制定任何国内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国际影响。我是想说,经济的发展、转型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我们必须要研究新问题,考虑新方法。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部的影响大,外部跟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密。记者:现在各国都在积极反思,也都在积极行动,您认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张蕴岭: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对我们的影响都有一个滞后期, 2011年我们的对外贸易还是非常好的,外资流入也多,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今年,在外资的流入、贸易市场方面就会感觉到有明显影响,外部市场带来的影响会增大。这样就逼着我们眼睛向内,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调动国内发展的动力,利用这个机会来加快转型。当然,中国如前所说,转型是综合发展战略与方式的转变,很多问题都一起暴露出来,因此,要有全盘设计,我们说顶层设计,也就是把握大的方向。记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发展方略方面,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综合的顶层设计,在推进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方面需要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没有犹豫的余地。张蕴岭:顶层设计就是大思路、大战略。我觉得有两大原因逼着我们必须加快走可持续的新发展道路。一个是外部,逼着你必须走,不走的话,市场会惩罚你,别人也会施加压力,甚至谴责你;另一个是内部,必须主动走,主动才能赢取民心。现在的老百姓和过去不一样,民意反应诉求的渠道越来越畅,影响越来越大。你不主动就无法赢得民心。怎么赢得民心?不再像以前,经济快增长就行,现在要求高了,要快(就业),要干净,要保障,要廉政,这一系列问题必须想办法满足。内外环境产生的压力催生两大发展趋势:一是由经济危机带来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等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要面对,并着手解决的,同时,这些问题也需要国际合作,改革现行的国际制度,推进新制度的建立和发挥作用;二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新调整,这也涉及到我们。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 凤凰彩票娱乐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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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越来越成为多数国家在制定发展政策时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判断,认为今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这些复杂的形势,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会从哪些方面对我国产生影响?我们该如何应对?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张蕴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问题依然很多记者:现在,无论是官方的论断,还是社会上专家学者的看法,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认同,就是“复杂,不稳定”,您认为这种复杂性、不稳定性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张蕴岭: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大的波动,也可以说是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个危机的后续波动还在继续,比预想的要长。原来认为,在采取大规模救助措施和集体合作治理(20国集团)措施之后,经济恢复会比较快一些,但现在看,情况要比原来复杂的多,因为涉及到经济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国际金融市场的调整没有原来预想地那么快,次贷危机引发的是整个虚拟金融市场的深层矛盾爆发。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采取了紧急救助措施,通过对问题金融机构、银行、大公司的救助,避免了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崩溃,市场基本上稳定住了。接着,对信贷机构、银行的资金流动制定了新的管理措施,有各国自己定的,也有国际机构定的,目标就是要对大金融机构、大银行的业务行为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新的《巴塞尔协定》规则,以及相关国家内部制订新的管理规定,都对资金的流动,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以及业务领域进行更为具体和深入的监管。当然,现在的国际金融市场一是电子化,二是虚拟化,三是跨国化,管理起来很难。金融有风险,也需要灵活性和创新机制,管太严了,要么金融机构抵触,要么对金融市场造成过度的干预;管松了,金融机构就会旧病复发,那意味孕育新的危机。目前,国际金融市场还处在不稳定,不确定的形势。国际金融危机传导到欧洲,出现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欧债危机主要发生在少数几个新加入欧盟的国家,像希腊、西班牙,这些国家加入了欧盟以后,借势发行大量国债。金融危机一来,这些国家借不到钱了,还不上到期债务,结果发生危机。买这些欧债的都是大金融机构、大银行,所以又引出来第二波的问题。债务危机反映出的是欧元的体制问题,因此,危及到欧元的信誉,于是欧元出现大幅度贬值,而欧元危机又影响到欧盟的整个经济,使经济陷入负增长和停滞。记者:欧元出现危机拖住了整个欧洲的经济,欧洲经济不振,美国又陷入了危机。这一串的危机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连环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形势什么时候会好起来?张蕴岭:美国、欧洲、日本,整个发达经济体都陷入危机,这是很少见的,鉴于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很大,这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包括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世界经济恢复中的不确定因素不少,欧元危机走出阴影的前景也不明朗。在我看来,危机的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但是遗留的问题很多,也有不少不确定性。比如,欧盟已经建立稳定基金,对希腊实施了两轮援助,但是债务的背后是大结构问题,需要做大的调整与改革,债务还是个无底洞,还需要继续填补。希腊撤换了领导人,采取了很多措施,要勒紧裤腰带,减福利,但老百姓不干。错是政府犯下的,要老百姓承担,不愿意,一不愿意就罢工,一罢工就不工作,不工作就没有产出,经济会更坏,恶性循环。欧债危机牵扯整个欧元体制稳定问题,因此,必须改革欧盟的体制,搞统一财政。如何改,能否改,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人担心,欧盟如果不能迈出改革的大步伐,经济还可能探底。今年世界经济的形势能否真正好转,这还难下定论,还要进一步观察。这样的形势当然对我国有影响,其中主要是外部需求大幅度下降,导致对我国的贸易产生很大的影响,直接影响到我们经济的发展。整个世界经济出现深度失衡,财富积累过度集中是最重要问题记者:眼下的世界经济形势,用一句俗话形容比较贴切,就是按下葫芦起了瓢。经济危机在世界上造成影响的关联性如此紧密,破坏面如此广泛,除了日益深入的国际化外,也许我们有必要从更深层面来进行总结和思考。张蕴岭:我认为,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深度失衡。原来讲失衡主要讲贸易不平衡,但现在,需要更全面更深刻地来分析失衡的问题。在我看来,失衡主要体现三个方面:一是新兴经济体增长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外部需求,一旦外部需求少了之后,他们的经济就会放慢;二是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危机暴露出很多问题,还有长期的问题,如气候变化,是传统工业化模式的问题,发达国家导致的问题积累,加上后来者的赶超战略,问题加剧;三是经济社会发展失衡,财富积累过度集中,社会问题突出,社会运动突起。应该说,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不能再这么走下去,发展必须转型,大家必须共同努力。记者:这也就意味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模式要进行大的调整?张蕴岭:对,特别是后发国家不能再沿老路走,必须另辟途径,走新路,转变发展方式。比如说过去,传统工业化是以大规模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为基础的,随着更多的人加入到发展的行列,都走这样的路行不通。大家认识到,如果中国人都像美国人一样消费,世界资源满足不了。比如,要是像美国那样拥有汽车,肯定不行。我们现在为成为世界第一汽车消费市场而骄傲,但是也非常痛苦,除了城市交通拥挤,还有对外依赖加大,很快我国的石油依赖率就超过美国了,一半能源需要进口,如果这样持续下去,依赖率可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供应哪里来呢?安全保障如何实现呢?现在,我们提出要转变发展方式,新的发展方式不仅是指生产,也包括生活方式、消费理念等各个方面。新的发展方式也必然包括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均衡。过去我们强调先发展后消费,发展是硬道理。但如果经济增长很快,消费更不上,收入差距拉大,就变得不可持续。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不容忽视,需要提到转变发展方式的高度来认识,来解决。如今我们的国家发展了,人们的要求也高了,对社会公平的要求高了,对空气质量要求高了,对水质量要求高了,对孩子受教育也要求高了,对自己的权益也要求高了。当基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们对社会公平的关注增加,这是新的情况,新的挑战。当然,这些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带有世界性,比如,美国就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要求实现社会公平,欧洲的群众示威也很多,有的针对教育,有的针对就业,也有的针对政府执政能力。记者:尽管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但在每个国家存在的程度以及解决起来的难度会有不同。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很棘手吗?张蕴岭:应该说,发达国家过去在建立一个有保障的社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建立了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但现在经济下降了,就业问题出现了,像在西班牙,30%多的青年失业,在英国,20%多的青年失业,他们是上街示威的主力军。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是公众起来,反对社会不公,财富过度掌握在少数富豪手里,要求进行社会改革。这些与经济危机有关,但也与制度有关。记者:面对2008年以来的这一系列危机,西方经济学界进行过很多反思,包括法国总统萨科奇还组织过相关世界论坛来讨论西方经济的发展方向,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题是“重塑发展模式”。据您的了解,现在西方经济学界反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张蕴岭:一个反思是社会不公平。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需要进行改革,现行的制度使少数人暴富,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在小部分人手中,社会差距越拉越大,这样的状况是不可行的了。另一个反思是国家对资本的管理。资本的本性是追逐最大的利润,不加以管理,放任自流,就会贪婪和疯狂过度,导致危机,所以奥巴马说要征责任税。“重塑发展模式”,在我看来,各国强调的重点不一样,但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世界经济是一个整体,相互依赖,必须同舟共济,必须实行开放与合作,不能搞损害别国利益的自我调整,不能搞贸易保护主义,不能不承担责任。对于我国来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发展的潜力,还是发展的机遇期,都还是存在的,只要下大力气调整、改革,仍然可以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取得实质性的成效记者:您在前面所提到的三个主要的大调整,都给我国提出了新的课题。国际经济环境过去那些方法可能行得通,现在不行了,需要调整。今天,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我们内部面临的困境,也需要调整。所以“十二五”规划提出来,要转变发展方式,并提出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包括拉动内需、转变结构等等。可是这个转变并不容易,每走一步,都非常困难。张蕴岭: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复杂,反思要更深入,头脑要更清醒。发达国家毕竟已经到了后发达阶段,而我们目前还在发展中,要往发达的方向去奔。现在,人们议论,我们能不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那个坎?我们已经人均接近5000美元了,过去说赶超,还要往前赶,现在你光赶超还不行,你还得创造一个新模式。我们既要为十几亿人创造工作机会,改善生活质量,还要走新的路子,有新的和好的进展。这后一个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困难。为什么呢?赶超是最容易的,拿来主义嘛,别人走过了,我开放市场,让你进来,我跟着学。就像做产品,我把人家的东西拆开,看你怎么做的,我学着做,今天做的不太好,等过一段我就学的差不多了,这就一步一步跟着人家后面往前走。但现在不行了,这条路走下去了,要求创新的模式。这是最具挑战性的,但是,别无他路可走,也许我们能够闯出一条新的路子。记者:现在社会上有些观点表达了一种乐观,认为发达经济体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而我们这边似乎“风景独好”,您怎样看待这种乐观态度?张蕴岭:我觉得乐观的理由有这么几方面,一是中国积累了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我们基本上摸出来一套如何处理应对现代化过程中一些问题的路数;二是我们培养了一批人,我们有一批懂现代化的人。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这是我们的优势;三是我们的局势比较稳定,后发展的潜力比较大。四是有民众的支持。民众都希望明天比今天好,对未来有一个好的期盼。这是促进社会发展很重要的推动力。但是,我也有不乐观的理由。一是过去30年,赶超经验是成功的,但是,今后30年,再走这个路行不通了。未来的30必须探索新路,否则问题更多。二是现在我们的经济跟外部联系非常紧密,我们对外贸易必须考虑国际纠纷,必须考虑国际规则,制定任何国内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国际影响。我是想说,经济的发展、转型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我们必须要研究新问题,考虑新方法。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外部的影响大,外部跟我们的关系非常紧密。记者:现在各国都在积极反思,也都在积极行动,您认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张蕴岭: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对我们的影响都有一个滞后期, 2011年我们的对外贸易还是非常好的,外资流入也多,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今年,在外资的流入、贸易市场方面就会感觉到有明显影响,外部市场带来的影响会增大。这样就逼着我们眼睛向内,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调动国内发展的动力,利用这个机会来加快转型。当然,中国如前所说,转型是综合发展战略与方式的转变,很多问题都一起暴露出来,因此,要有全盘设计,我们说顶层设计,也就是把握大的方向。记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发展方略方面,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综合的顶层设计,在推进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方面需要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没有犹豫的余地。张蕴岭:顶层设计就是大思路、大战略。我觉得有两大原因逼着我们必须加快走可持续的新发展道路。一个是外部,逼着你必须走,不走的话,市场会惩罚你,别人也会施加压力,甚至谴责你;另一个是内部,必须主动走,主动才能赢取民心。现在的老百姓和过去不一样,民意反应诉求的渠道越来越畅,影响越来越大。你不主动就无法赢得民心。怎么赢得民心?不再像以前,经济快增长就行,现在要求高了,要快(就业),要干净,要保障,要廉政,这一系列问题必须想办法满足。内外环境产生的压力催生两大发展趋势:一是由经济危机带来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等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要面对,并着手解决的,同时,这些问题也需要国际合作,改革现行的国际制度,推进新制度的建立和发挥作用;二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新调整,这也涉及到我们。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 凤凰彩票娱乐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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